在50年代中日官方关系一时难以进展的情况下，周恩来贯彻我党对日工作总方针，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观点，力图通过开展国民外交、经贸联谊、渐进积累，来争取和影响日本人民，以期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和牢固基础。

　　为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周恩来动员梅兰芳到日本去演出。梅兰芳因为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所以不想去。周恩来亲自做工作，请梅兰芳和老舍等人一起吃饭。席间，他特别指出，两国人民的交往，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是有根本区别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受害的不止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也身受其害。周恩来鼓励梅兰芳：“你去一定会引起轰动。让日本人民也看看中国的文化。只有你去最合适，这样才能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往来。”

　　1972年7月，上海舞剧团赴日本访问演出。访问结束，日方建议中方人员乘日航包机从东京直飞上海。对此，团长孙平化向国内提出“没有必要乘日航包机”的报告。然而，周恩来对“日航包机”问题却有他深入的考虑。他批复道：“不对，很有必要，这是政治！”并专门指示上海市政府：“为此做好准备，对孙平化率舞剧团回国作盛大欢迎。对日方机组的接待不能次于美国机组。”周恩来一系列的周到安排，不仅是对有意访华的田中首相做出表示欢迎的政治姿态，实际上也是为不久可能访华的田中专机进行试航。以“日航包机”为契机，中日间的航线事实上已经打通。

　　经过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中日复交终于到了瓜熟蒂落的收获时节。然而，对此国内不少人一时还难以转过弯来。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民众，甚至一些党和政府的干部，对恢复中日邦交、放弃战争赔偿等问题，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

　　1972年9月初，周恩来阅改了外交部起草的《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在提纲中加写：“中日邦交恢复后，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将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交流……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利益的。”9月5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草拟转发《提纲》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好好学习”，“作切实的宣传和解释，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等18个城市和郊区，要在9月20日前做到家喻户晓”。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1972年9月8日以文件形式将提纲转发到全国县以上各级党组织。提纲说明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和方针，向干部和群众做了正确认识中日关系重要性的思想工作，正确认识同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即“右派”打交道的必要性，为即将进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和田中访华做好思想准备。

　　1972年9月25日，田中访华成行。

　　如果说，周恩来在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总是从大局出发、向前看的话，那么，他对日本方面任何企图抹杀或美化侵华历史及其罪责的言行则毫不姑息。他对田中首相一段话的批评，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表现：田中在致祝酒词时就侵华历史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

　　翌日，周恩来在同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第二次限制性会谈时说，田中首相对过去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可以只是说“添了麻烦”，最后，《中日联合声明》表述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也是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针对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提出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战争赔偿问题，因为日台条约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的说法，郑重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时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事后，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就放弃对日战争赔偿问题进行说明：这也是鉴于历史教训和从中日关系的大局考虑的。此事不是他个人意见，是毛主席和中央做的决定。

　　也就是在1972年这个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年的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他以病弱之躯，超乎寻常的毅力支撑完成了从复交谈判到签署声明的一系列高强度工作。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2年，他接待日本客人和涉日活动达到了创记录的6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