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月之前，我第一次见到杨丽娟，那个时候她被媒体簇拥着，住在兰州最好的酒店，进出都有记者围绕着，想采访她首先要被她“盘问”媒体名称、发行量、影响力等诸多业内指标，还要等她心情够好、休息得够充分的时候才能和记者正常交流。

　　几天前我第二次到兰州见到杨丽娟，她站在路边等我从机场大巴上下车，远远的我就看见了她，一个人，带着一顶棒球帽，很显眼。杨丽娟说，自从她3月回到兰州之后就一直戴着帽子，“以前我从来不爱戴帽子，但是没办法，现在认识我的人太多了，上街总会有人在我面前指指点点的。”杨丽娟现在和母亲一起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招待所里，包月600，房间里除了一张单人床以外，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母女两靠着每个月总共不到400元的低保，以及父亲去世时单位发的一万多元的抚恤金过日子。招待所马上要拆了，杨丽娟正在为找房发愁，我陪着她找房，她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路边又有谁在偷偷议论她了，经常是我俩刚走进一家中介、或是在一家餐馆正准备点餐吃饭的时候，她突然起身拉着我就走，“傍边那个人一直在看我，你没发现吗？赶紧走！”恐慌，是杨丽娟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概括。

　　杨丽娟没有工作，但是依然很忙碌，她准备起诉刘德华对她的名誉权进行了损害，找了律师，前后忙活了几个月，但是最终法院没有立案；她删去了手机里原来作为铃声的刘德华的歌曲，“现在手机铃声单调的很”；杨丽娟说，她的生活越来越绝望，惟一高兴的事，就是听到有人能够谴责刘德华。

　　我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杨丽娟要到我住的酒店去洗澡，她住的招待所没有浴室，她说要先回家取一些洗漱用品，我说不用了，酒店都有，“不行，酒店的一般都不好，我用不惯。”洗完澡，我说晚上还有事就不能再陪着她了，杨丽娟问，不去不行吗？然后，她又说，你陪我吃完饭再去吧，我请你。杨丽娟说，她平时一个人的时候根本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我真的特别想我爸，以后要怎么办我也不知道。”